對于中國傳媒業來說，2013年注定是復雜的一年。除了媒體的變革在這一年帶來巨大的行業震蕩之外，無論是新聞報道的內容創新，還是網絡管理的新理念，都成為了傳媒行業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。而傳媒人是否迷失在這種震蕩和創新中，則更關系到未來中國媒體的道路。

因此，在2013年的傳媒研究領域，幾個問題都成為了學界和業界關注的內容。傳統媒體在新媒體環境中向何處去；是否還繼續秉承“內容為王”的行業箴言。甚至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我都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去觀察那些微信上流傳的深度“段子”，試圖從中找到2013年中國傳媒業的雪泥鴻爪。這時候的中國傳媒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備觀察的價值，也更具備思考的空間。

【媒體表現】 內容，仍然是“王”

2013年，如果你翻開3月份的日歷，你一定會看到“豬流感”這個關鍵詞，其實那是甲型H7N9流感來襲時人們恐懼的表現；如果你翻開6月份的日歷，你也一定會看到吉林德惠這個不常為人聽聞的地名，119名無辜者因為逃生門反鎖而在火災中遇難；如果你翻開12月的日歷，你會知道青島的爆燃事故簡直就像一場噩夢。

對于中國傳媒業來說，2013年留給讀者和觀眾印象深刻刻的，不是我們在爭論什么，而是我們在做什么。值得關注的是，2013年，案件報道成為了這一年中，中國媒體交給讀者和觀眾最為醒目的內容。

無論是上半年的湖南臨武瓜農被打死案件，曾成杰案件；還是下半年宣判的沈陽小販夏俊峰殺死城管案件，著名的李某某案件，中國的媒體都沒有缺位。從報道特點來看，其一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報道上形成了相互呼應的態勢。新媒體層面不斷提供了新的信息來源，傳統媒體則在采訪難度增大的情況下，通過新媒體信息來源的分辨去尋找案件的新報道線索。

其實自2011年以來，我們不難看出，網絡輿論之所以能夠發酵、變成焦點，不僅在于大量網民關注、轉發，關鍵在于傳統媒體介入、通過更加專業化的報道去形成新的焦點，進而引導網絡輿論關注這些案件中更加要害的內容。

其二是涉案的各方面，也逐漸學會了借助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，引發輿論的關注。曾成杰的女兒、夏俊峰的妻兒、李某某案件受害人的律師，每一個角色在2013年的涉案報道中，都成為了不可回避的關鍵人物。恰恰是在這樣的環節中，輿論所聚焦的政府部門、公檢法系統，發聲頗少甚至頗為尷尬。

我無意盤點這些新聞，我只想說，中國人在第一時間能夠知道這些或近或遠的新聞，得益于新媒體和傳統媒體之間的相互合作。傳統媒體之所以能在這些突發事件之后再度贏得讀者的關注和信任，因為他們的深度和分析；新媒體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關注、轉發和點擊，源于他們的一手信息、圖片和感受。二者共同告訴我們，內容，仍然是王者！

【傳媒轉型】 這一次與“狼”無關

傳媒人在喊了10年狼來了之后，狼真的來了。

2013年的中國傳統媒體，面對幾方面的共同挑戰：

一是讀者和觀眾群體因為信息來源的多元化，社交媒體的勃興，對于報道內容提出了更多更加具體而高的要求，簡單的“獨家報道”、“第一時間報道”已經難以完全滿足公眾；

二是報業甚至電視市場都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，廣告和經營結構的變化，已經開始影響傳統媒體的內容生產環節，“作坊式”的小規模媒體經營生產，傳統內容的采編加工還能持續多久已經是個問題；

三是受眾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選擇，受眾導向研究對于傳統媒體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。他們想要什么，選什么，傳統媒體如何滿足受眾的多樣化選擇。

因此，2013年，在傳統媒體行業極大的整合，無疑是上海解放報業集團和文新集團的整合，為傳統媒體的轉型提供了一種可能，那就是做大。通過體積來換取轉型時間，這是上海報業的重要思維。因為只有做大，才有可能完善各種大數據庫，才有可能實現分眾化的供應，才有可能抱團取暖，才有可能避免同質化的競爭。

從一個傳媒研究者的角度來看，其實對于傳媒行業來說，“死亡”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。中國媒體或許早已經習慣了長期的存在和“不死之身”，即便?？菘彩歉鞣N管理層的要求，而非自我消亡。2013年的傳統媒體陣痛，的確提出了這樣一個關鍵問題。中國的傳統媒體，是否會真正在市場經濟和媒介變遷中被淘汰。

但是實際上，今天如果我們問新浪微博、騰訊微信，或者更多正在從事獨立客戶端開發的新媒體公司，它們的春天觸手可及嗎？答案也未必如我們所想。新媒體技術帶來的平臺創新，的確成為了一個媒體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。但是內容提供，仍然是今天傳統媒體不可或缺的歷史使命。

盡管同樣的爭論也在海外繼續，但是海外媒體人仍然篤信的有兩點，一是新聞專業主義沒有變，記者作為一個獨立職業的報道倫理、調查精神、客觀平衡并未因為網絡的喧囂而發生改變；二是公眾對于權威客觀信息的需求沒有變，在各種信息大量充斥眼球的今天，我們仍然需要一批有職業精神的信息提供和篩選人。

其實，這種傳統媒體的轉型，10年前就該開始了，只不過因為中國輿論環境的復雜性，傳媒經營管理體制的特殊性一直拖到了今天。

【信息公開】 新聞發布，不能滿足需求

2013年，其實還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。從當下看，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兩會正式登臺亮相，新十年正式開啟；從歷史上看，2003年那個難忘的“非典之年”、“孫志剛之年”、“新聞發布之年”到今天，已經整整10年了。如果算上1983年外交部設立新聞發言人，則是整整30年。在業界低調的紀念活動中，其實也是一個難得的歷史契機，審視中國的政府媒體關系。

到2013年為止，中國的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基本確立，國務院新聞辦——中央各部委——各省市自治區，黨委系統的新聞發言人也基本設立完畢。

每年在國務院新聞辦的層面上，大約有60場左右的新聞發布會，2013年則是55場，2013年各省區市舉行了1176場新聞發布會，加上各部委的發布會達到2100余場，基本形成了對于重大政策、數據、事件和措施的公開和回應。

繼央行網站之后，中紀委的網站再度成為記者們隨時刷新的信息來源，就是因為在2013年，“打老虎”和“打蒼蠅”同步進行的反腐行動，第一時間往往在中紀委的網站上被披露案情。

這些都很好，但是都不夠。

10年之后，中國的媒體和公眾已經不再滿足于新聞發布會藍背景的信息提供；10年之后，中國的媒體和公眾也養成了一旦有事，就想聽到政府說法的習慣，不管他們聽完是否相信，而政府部門的新聞發布，大量無法在第一時間完成，還是被趕著走，推著走，鞭策著向前走。

新聞發言人這個龐大卻并不職業的群體，在輿論環境中一次又一次被拷問。

到底各個政府部門視媒體為何物，是尊重媒體的獨立性；是向公眾傳遞有效信息的渠道；還只是簡單的政府政策的傳聲筒，同樣決定了新聞發言人的定位。

任何社會的轉型期，執政者都直接面對壓力測試，這實際上更多的是指在非傳統執政環境中，公民、社會結構、意識形態都在發生巨大變化，而新聞發布機制的建設，無形中成為了執政者面對壓力測試的一種，也成為政治文明進程的一種推動力。

【網絡管理】 分化輿論場中的“轉身”

2013年的中國傳媒發展，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打擊網絡謠言，澄清網絡環境。從薛蠻子、到秦火火，再到立二拆四，這些曾經熟悉的網絡大V，因為各種原因鋃鐺入獄，為網絡尤其是微博的輿論環境敲響了警鐘，也為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責任敲響了警鐘。

對于網絡加強管理，實際上是管理部門對于輿論環境的一種再審視。盡管在過去的幾年時間中，社交媒體讓中國的輿論場再度出現明顯的分化，傳統媒體輿論場和新媒體輿論場甚至在某些熱點問題上出現對立，但是這二者之間其實并未斷裂。網絡大V無疑成為了其中的一種連接橋梁。對于大V的管理，一下把這個曾經令人自豪的稱呼，轉變為陰晴不定的貶義詞。

這至少說明兩點，一是社交媒體的言論責任在2013年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受到法律、制度和輿論的關注；二是習慣了各種言論甚至是極端化表達的微博空間，正在尋找另外的支撐力量。中國的社交媒體，從甫一建設起，似乎就忘記了“社交”二字，直奔“媒體”主題，從研究到實踐，都不斷強化起“人人是記者”、“粉絲越多越像媒體”的印象。其實社交媒體的另一個層面是社交，是小圈子中的興趣愛好和分享。微信在這一年的活躍，從中國人的文化上和媒介使用習慣上，倒恰恰強化了“社交”的概念。

總之，在2014年初回望前一年，我們可以看到媒體起伏變化，有風景也有心情，有快樂也有悲傷。但是正如我們牢記“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稿”，新聞人在2013年的選擇，其實也是新聞史、中國媒介發展史的一稿。世事有關聯，2013年留下的爭論、轉型、彷徨，都會影響未來每一個傳媒人的職業命運，這個時候，清醒比以往都要重要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