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支中華牌2B鉛筆，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。多年來，每逢高考或是其他大型考試，幾乎每個學生都是拿著它進入考場，在答題卡上慎重涂上自己的答案，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著人生的某個重大轉折。

　　但在這根并不起眼的鉛筆背后，卻有著一段逐漸被人淡忘的歷史。自從1935年,中國第一家鉛筆廠——中國標準鉛筆廠在上海誕生，中華鉛筆便開始了它的艱難起步，而它的創始人，就是被后世稱為“鉛筆大王”的吳羹梅。

　　在吳羹梅之前，中國本土的企業家們從未關注過這個產業。從清末“廢科舉、辦學堂”起，外國鉛筆開始涌入中國，有資料顯示，僅此一項，外國鉛筆商每年能從中國人口袋中掏走數百萬元。

　　年輕時的吳羹梅也不曾想過，自己日后會和鉛筆打一輩子的交道。在同濟大學就讀時，這個熱血青年一直秉持著“用暴力革命來改造社會”的想法，他組織學生運動，抗議段祺瑞政府向學生開槍，遂被校方開除。

　　隨后，在日本留學期間，他進入一家鉛筆公司實習。雖然工作努力，但日本老板依然瞧不起這個中國人，還曾不屑地當面說道，即使到你下輩子，“中國人也制造不出鉛筆?！?/p>

　　日本人的挑釁，反倒成了吳羹梅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鉛筆工業極大的動力。他完成了一次漂亮的“潛伏”，從日本人那兒學會了一整套鉛筆制造工藝。1934年，回國后的吳羹梅變賣家中房產，創辦了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國人終于有了自己的鉛筆工廠。

　　為了尋找國產原料，經過多方調查，他在蘇州找到了黏土，從湖南尋到了石墨礦，又在云南采購了紫膠(蟲膠)，還采用胡桃木、柏木、銀杏和椴木經過多次試驗，終于制成了“完全國貨”的鉛筆。

　　此時，正值抗日愛國運動如火如荼，吳羹梅請書法家、時任上海教育局局長潘公展手書“中國人用中國鉛筆”，然后用特殊技術，將墨寶影印在每支鉛筆上;鉛筆的品牌，也多與當時的時代熱潮遙相呼應，如“500號航空救國”。

　　中鉛公司生產的鉛筆，比同檔次的外國鉛筆，價格上要便宜10%~15%，利用價格戰，吳羹梅成功地把自己的鉛筆擺上了當時上海灘著名的永安、先施、新新、大新4大百貨公司的文具柜臺，到了1936年，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國各級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，推薦采用中鉛公司的鉛筆，這也為其帶來了大量訂單。

　　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淞滬抗戰，吳羹梅將其嘔心瀝血創建的鉛筆廠遷移于大后方，首遷武漢，再遷宜昌，三遷重慶，遷徙數千里，機器大半沉于江底，卻不改其抗日之志。在重慶期間，鉛筆廠兩次被日機轟炸，在車間監督生產的吳羹梅也因骨折住院，這個大老板卻吊著繃帶回到廠里，指揮搶修與生產。

　　在8年抗戰期間，中鉛總共生產了5000余萬支鉛筆，它的用戶從重慶到延安、從城市到窯洞、從戰場到教室，從將軍、士兵，到正在一筆一畫學漢字的孩童。這家中國大后方唯一的鉛筆廠，承擔起維持中國文教事業的重任。

　　戰爭結束后，這個江蘇人依舊在現代化的戰場上抵抗著外國人。

　　在1954年之前，中國從來就沒有品質過硬的國產繪圖鉛筆，專業人員大量使用的，還是價格昂貴的美國“維納斯”牌鉛筆。經過吳與同仁們數百次的試驗，1954年3月,中鉛終于制造出“中華”牌繪圖鉛筆，其質量與舶來品不相上下，這成為中國鉛筆工業史上劃時代的一筆，外國繪圖鉛筆就此在中國市場上絕跡。。

　　最有趣的“抵抗”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。已經年逾七旬的吳羹梅前去日本訪問，他點名要去當年實習的那家日本鉛筆公司，在接待宴會上，這個老人掏出兩支用新技術生產的中華牌細杠鉛筆，對日方說道：“我為我們的新產品做宣傳來了，請大家賞光!”